母親節

非常評
　　在日前召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論壇”上，河北省副省長楊崇勇透露，北京APEC期間，河北停產限產企業達到8430家，停工工地5825個，前三季度河北省的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了12.7%，與此同時，河北經濟發展也“傷筋動骨”——前三季度河北省GDP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在全國都排在倒數第三位。治污“傷筋動骨”，成本誰來承擔，一時也成熱議話題。
　　區域治污成本，別讓窪地獨力承擔
　　推動某些“政策窪地”地區的產業轉型，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污染治理補償協調機制，實現成本的合理分擔。
　　不得不說，“APEC藍”一詞躥紅網絡的同時，河北方面為此承擔的代價巨大。雖然它帶來了空氣達標天數增加的利好，可限產停工造成工業產值銳減，並波及其他相關行業。對此我很擔心：一旦過了陣痛期，部分企業為彌補以前的損失，可能會採取加班加點生產，部分設除塵脫硫設備或停擺，甚至頂風排污。到頭來，又陷入“環境風險新增、治污負擔加重”的反覆，就此看，理順區域協同治污的成本分擔機制，對於實現利好均沾，很有必要。
　　事實上，我在對河北治污展開相關調研時，就看到：當地強力治污之下，確實成效斐然，但它對當地發展產生不小的衝擊。我舉個具體的例子：河北文安縣是“廢舊塑料之都”，多年來北京等大城市持續不斷往文安運來廢舊塑料。2011年7月，它開始整頓廢舊塑料回收加工產業，結果北京的廢舊塑料回收行業出現積壓。對此，當地政府人士稱：北京等城市應為輸出的塑料垃圾承擔責任，或處理這些廢舊塑料，或給文安予以一定補助。可北京市政市容委的工程師卻說，這是不可能的，把“垃圾”和“再生資源”的概念混淆了。而據我觀察，這類現象和爭議，在邢台、邯鄲、唐山等重點燃煤工業城市並不少見。
　　對某些產業轉移的“接收地”來說，實現轉型是必要的，但與可感的空氣變化相比，或許當地人關註更多的是飯碗。
　　在此情境下，推動這些地方轉型，就必要建立更高層面的污染治理補償協調機制。尤其是河北很多地方，處於政策窪地，又是大氣污染治理重點區域，治污和飯碗的任務都很緊迫，如何助河北儘快擺脫“20年來最困難的時期”，關乎民生，也關乎大氣污染防治和協同發展的成效。
　　具體來說，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者，對河北承接的北京、天津的污染型企業，從國家層面協調京津兩地專家技術資源進行援助治理，包括開放部分實驗室資源或提供設施援助。
　　二者，做好由於污染企業轉移過程中工人就業安置問題，對確因家庭經濟困難的職工子女教育提供每年3000至10000元的專項補助。資金由中央財政來支付或中央牽頭，地方分擔部分。
　　再者，建議設立國家污染補償基金，對於因諸如APEC等重大會議或賽事，河北(或其他地區)為之停工或限產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國家給予適度的污染治理補償或政策稅負減免傾斜。還有，應將生態治理成效納入政績考核，為治污提供持久的驅動。
　　□趙亮(未來綠色青年領袖協會創始人)
　　國外怎麼解決治污“傷筋動骨”難題
　　對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和治污而言，國外環境治理中的“讓專家問診，請百姓買藥”辦法，無疑值得借鑒。
　　治污需要付出犧牲經濟發展速度的代價，發展有時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要讓社會獲得良性、均衡的發展，就要在治污和發展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然而這個“理想的平衡點”究竟如何去找，現實中永遠是個難題。在此情境下，或許國外某些地方的治污經驗可資參考。
　　比如素來重視環保的加拿大，在促成全球氣候變化條約方面卻總是態度保留，正是顧慮到自身經濟結構過於依賴能源產業，尤其是碳排放問題嚴重的油砂加工業。因此在制訂、接受本國減排指標方面，總是顯得很慎重。作為能源出口依賴性國家，加拿大要維持經濟，就必鬚髮展高排放的油砂業，要保持環境，則又必須對這一產業實施嚴格的限制。對這一問題，加拿大選擇了“讓專家問診，請百姓買藥”的辦法。
　　所謂“讓專家問診”，就是由環境、能源、經濟等領域的專家，對環境、產業、經濟發展戰略等專業性問題進行調研，提出數據，並以此作為政府決策的依據。號稱加拿大最重要經濟發展項目的加美輸油管，因環評問題一波三折，加拿大方面自始至終秉持“讓科學和數據說話”的態度，多次組織新的環評，以回應美國和本國對這一項目的不同意見，並接受質疑方組織的環評。正是這種的態度，讓這一阻力重重的發展計劃至今未被完全封殺，仍保持在兩國國會起死回生的機會。
　　所謂“請百姓買藥”，就是把數據和得失利害如實報告給公眾，由公眾自己經過思考、討論後進行取捨。就在眼下，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的幾個市鎮，還在為一條通往溫哥華國際機場的輸油管是否可以通過本社區而爭論不休。這條管線一旦落成，將給當地帶來經濟便利，但管線一旦泄漏，又會造成污染，而當地政府的做法就是，把各種利害關係擺在臺面上，取捨看本社區公眾和民代的選擇意向。
　　對京津冀地區而言，讓專家問診，請百姓買藥，同樣是處理好區域環境—發展平衡關係的最合理方案。像河北，什麼產業該保留，什麼該淘汰，就應秉持決策程序上的透明化和民意導向。這樣才能將治污的成本降到最低。
　　□陳在田(學者)